飞越流水线

刘瑜

昨天给以前一个老师打电话,给以后回国教书探路。谈话期间,老师不断蹦出这样的词汇:“每年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”、“教学量”、“基本工资”、“外出讲课工资”、“评职称规则”、“项目申请”、“五年考核”……我突然两眼一抹黑,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么?这不是请君入瓮吗?

总有一种冲动,去做自由撰稿人算了。那天某电视台重放Jack Nicholson演的《飞越疯人院》。我看得津津有味,并想象福柯同学就坐在我身边,讲解日趋理性化的文明如何摧毁人类自由的天性。我觉得导演没准就是读了福柯的《疯癫与文明》,于是决定拍一部电影给它做注脚。今天突然觉得,那个电影不但是给福柯的书做注脚,也是给我的生活做注脚。我常常怀疑学术圈子,觉得它就是个“学术产品”的流水线而已。跟智不智慧没啥关系,重要的是标准化。

拿美国所谓搞“中国研究”的学者来说,无非就是几道“工序”。第一,到中国某市或某县或某乡去收集一点在中国是个人就知道,却能引起美国学术圈子啧啧称奇的“经验材料”。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土地纠纷,退休工厂闹示威,官员很腐败,农民闹上访,乡镇企业不行了……第二,把这些材料整理整理、字码齐,行分对,历史弄一章,现状弄两章,前景弄一章;第三,加点“理论”的“佐料”,“与那谁谁谁说的……不同,这些材料说明了……”反正文科的理论没有定论,大家转着圈说原话就是了,前年A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,去年B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,今年C又说社会信任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,后年D又说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用处……有用……没用……有用……几百个人就靠这个吃饭了。如果是搞比较文学之类的,这个工序上又必须弄些故弄玄虚的词汇。譬如“此在”、“现代性”、“逻格斯中心主义”之类,等等。第四,弄出一个常识性的、跟我外婆认知水平相当的、甚至有时候还不如我外婆认知水平的结论,然后拿着这个结论到处开会,发论文,出书,评职称,当专家。

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,该教授研究某大罢工,我听半天,感觉其基本的结论就是:该大罢工的领导人顺序本来是李立三、刘少奇、毛泽东,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原因,修正成了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李立三。这似乎也没错,但是犯得着为了这个结论花个几年时间,研究基金几万,弄出一本书几个论文吗?

每次听这样的讲座、看这样的书,到最后我总有一个感觉,就是:So……?

在我眼里,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——在信息封锁的年代还有其特殊意义,但在信息逐渐放开之后,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新闻报道替代。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新闻报道:新闻报道还要求语言简洁明了,要求有时效性和“新鲜感”,而且一个记者还不能指望靠几次采访吃五年饭。而学者,简直可以说是将“无趣”当作了自己的使命——他们致力于寻求全世界最无趣的方式去表述一个观点,在这方面也的确越来越炉火纯青。也许他们不能讲出比新闻报道更新鲜的东西,但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: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显得扑朔迷离。

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:精致的平庸。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,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。以前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,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,哪怕我的结论是“人渴了就想喝水”这样的废话,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。当然,精致的平庸总好过粗糙的平庸,which,是当下很多中式社科作品的特点。

以我的经验来看,“哥大的政治学博士”这个词汇本身,正如“哈佛文学博士”,“斯坦福社会学博士”,“耶鲁历史学博士”等等(理工科不知道),对于说明一个人的智力水平、敏感性、洞察力、才华,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。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,也认识大量对社会现象洞察力非凡的非文科博士。“名校文科博士”这个名号,大约可以说明一个人英语水平不太烂(总得把GRE考过,而且成绩靠谱吧),它还可以说明一个人比较坚强(考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变态试仍然没有垮掉),以及懒得不离谱(好歹得码完各种作业以及毕业论文才让毕业),仅此而已了。

当然你也不能太笨,你不能说1加1等于3。不对,其实你也可以很笨,只要你有那种故弄玄虚堆砌辞藻把人绕晕的本领,你就是说1加1等于10也没事。

显然这个体系里也有非常聪明、非常出色的人,但是在这个体系里存活,并不要求你非常聪明和出色。你比较“乖”,比较顺从流水线的生产规则,对于生存才是更重要的。甚至有时候“灵气”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,因为有灵气的人容易产生反抗“标准化”的冲动。当然,另一种可能性是:我只是懒,懒得为自己漫天飞舞的灵感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,所以不惜把他人在流水线上的精雕细琢工作说成是自欺欺人。

我之所以最近老在想这个“飞越流水线”的问题,主要其实还不是因为“叛逆心理”,而是因为比较吝啬。我琢磨着,假设五年是制造一本“学术产品”的周期,五年又五年地把时间花在把平庸给雕刻得精致起来,是不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呢?还有开各种会、讨好各种编辑、承担各种令人头疼的行政工作、写各种项目的申请书、出考试题改作业……这些琐事,对我这种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生活的人来说,完全是一种折磨。当然也可能我对学术生活所寄予的期望太高了,对大多数学者来说,搞学术就是一个饭碗而已,正如编程序是程序员的饭碗,分析数据是分析师的饭碗,打扫卫生是钟点工的饭碗。作为一个饭碗,它有什么义务来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的灵魂呢?

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面,那些蹲监狱蹲得年数太长的人,到最后,宁愿选择继续蹲监狱也不愿出狱,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离开监狱如何生活了。我是不是也被体制化到这个程度了呢?偶尔畅想“飞越流水线”,但是又恐惧“流水线”之外的万丈深渊。说是“海阔任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我还说“海阔任鱼呛,天高任鸟摔”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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