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津的书虫

许地山

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,我在此地两年底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,印度学院,阿克关屋(社会人类学讲室),及曼斯斐尔学院中,竟不觉归期已近。

同学们每叫我做“书虫”,定蜀尝鄙夷他说我于每谈论中,不上三句话,便要引经据典,“真正死路”!刘锴说:“你成日读书,睇读死你呀!”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,但读书读到死,是我所乐为。假使我底财力、事业能够容允我,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。

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。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,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。但是要做书虫,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。须要具足五千条件才可以。五件者:第一要身体康健;第二要家道丰裕;第三要事业清闲;第四要志趣淡薄;第五要宿慧超越。我于此五件,一无所有!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。于诸学问、途径还未看得清楚,何敢希望登堂入室?但我并不因我底资质与境遇而灰心,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底心志。

为学有三条路向:一是深思,二是多闻,三是能干。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路向;第二是学者;第三是事业家。这三种人同是为学,而其对于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。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,一个思想家要想他怎样会在那里,怎样被人捡起来,和他底存在底意义。若是一个地质学者,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他说。若是一个历史学者,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。若是一个事业家,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石而已。三途之中,以多闻为本。我邦先贤教人以“博闻强记”,及教人“不学而好思,虽知不广”底话,真可谓能得力学底正谊。但在现在的世界,能专一途底很少。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,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,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家或事业家。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,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。他也得懂得一点汽车、无线电的使用方法。也许他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。这并不是因为“人心不古”,乃是因为人事不古。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底资助,大势所趋,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。故为学要先多能,然后专政,庶几可以自存,可以有所供献。吾人生于今日,对于学问。专既难能,博又不易,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。

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。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。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,便是文学家;具有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底,便是科学家。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底资格所不同者,一是偏于理解,一是偏于作用,一是修文,一是格物(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的)。进一步说,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,亦不能生能干,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。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,如人能够做到,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。当彷惶于学问底歧途时,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,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,既不能长育生灵,又不堪制作器用。即使他能下笔千言,必无一字可取。纵使他能临事多谋,必无一策能成。我邦学者,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,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择,复不虚心求教;过得去时,便充名士;过不去时,就变劣绅,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,是一个民族最羞耻的事情。

我每觉得我们中间真正的书虫太少了。这是因为我们当学生底多半穷乏,急于谋生,不能具足上说五种求学条件所致。从前生活简单,旧式书院未变学堂底时代,还可以希望从领膏火费底生员中造成一二。至于今日底官费生或公费生,多半是虚掷时间和金钱底。这样的光景在留学界中更为显然。

牛津底书虫很多,各人都能利用他底机会去钻研,对于有学无财底人,各学院尽予津贴,未卒业者为“津贴生”,已卒业者为“特待校友”,特待校友中有一辈以读书为职业底。要有这样的待遇,然后可产出高等学者。在今日的中国要靠著作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社会程度过低,还养不起著作家。┄┄所以著作家底生活与地位在他国是了不得,在我国是不得了!著作家还养不起,何况能养在大学里以读书为生的书虫?这也许就是中国底“知识阶级”不打而自倒底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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